于 再

  于再，原名镇华，原籍浙江省杭州市，生于一九二一年五月二十三日，家庭经营商业。

 一九三七年，芦沟桥事变后，于再还在杭州之江大学附属中学高中读书。杭州沦陷前一星期，他怀着抗日救国的志愿，没有告知家里，卖了自用单车作为旅费，便和同班同学江腾结伴奔赴武汉，又经武汉到达重庆，改入四川旅行社当练习生，分配在轮船公司任售票员。售票员工作相当艰苦，但当时于再既需要工作以维持生活；也很想学习来充实自己；还想直接投身抗战，以尽国民天职。所以他写信给在重庆中央大学读书的姑母于纯德(中共地下党员)时，除要求不要告诉家中他的行踪外，并要求指导他学习，介绍他参加抗战工作。

 当抗战的烽火，燃烧在祖国大地，侵略者的魔爪，残害着中国人民的时候，为了献身祖国，为了实现学习和直接参加抗战工作的目的，于再已不安于售票员的职务。延安是当时爱国青年向往的革命圣地，他得到进步人士的帮助，一九三八年二月到了延安，在陕北公学第三期学习，同年六月结业。结业后因大后方工作的需要，派回武汉八路军办事处。七月，经蔡仪同志介绍，担任驻武汉部队陆军五十五师三二五团第二营营部政治指导员，参加保卫大武汉的战役。十月二十五日，武汉失守，他随部队突围，到达四川奉节县，遇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的沈以文同志，就留他在那里帮助国华中学办理招生工作。

 于再在奉节县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他除做好招生工作，还积极地组织儿童、救护伤兵、抢救难童、宣传抗日，并阅读进步书刊、觉悟有了很快的提高。

 于再在陕北公学时，曾申请志愿参加中国共产党，因派遣较急，党组织未及讨论。到了奉节，他再度申请，在申请入党的志愿书中，他表示：“我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我相信我一定能在党的教育下，为做一个名副其实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而努力到最后一刻。”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日，由蔡去非同志介绍，经组织批准，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候补期一个月，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日按期转正，成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一九三九年二月，万县中心县委将于再调到万县河口场小学任教，并编入该校中共地下党特别支部，支部书记是何华生，于再任宣传委员。九月，万县地下党的一些同志分别转移，子再也由万县调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接上了组织关系，做徐冰同志的临时交通员，同时在重庆三圣宫帮助孩子剧团工作。

 一九四○年十月，于再到重庆三才生煤矿任会计，组织关系由何以端联系。一九四一年上半年，在何以端领导下，于再曾组织过煤矿职工争取改善生活的斗争。斗争胜利结束后，为了防避特务的迫害，何以端通知离开煤矿。同年秋，于再改进歇马场大磨滩私立中国乡村建设育才院(后改名为中国乡村建设学院)学习。在育才院期间，他的组织关系转到学校，他和学院里的中共地下党支部书记周文耕及周永林、陈克等同志一起，开展校内外的进步活动，同时他仍和重庆八路军办事处保持联系。

 一九四三年七月，于再育才院毕业后，曾到国民党政府财政部国库司担任了两个月的科员，但他仍想直接参加抗日战争。这时恰好他有一个同学在远征军任运输中队长，通过这种关系，他便在远征军中补丁一个死兵于培师的名字，改名充当了该队的二等兵。于再参加远征军出国，从此失去组织联系。他在远征军里，先调任文书上士，后又凋升中尉军需；在军队里，运输工作很繁忙，还要冒一定的危险，历尽了艰苦。一九四五年六月，印缅抗日战争结束，于再才随远征军回国到昆明，去当时设在昆明的国民党政府的陆军总部报到，没有人理睬他。

 于再牢记党的教导，始终保持革命意志，为了抗战，他在  艰难的环境中，刻苦磨练自己。到昆明后，两个月没有职业，全靠出卖衣物来维持生活。不久，他得到一个同志的介绍，受聘在私立南菁学校任出纳兼地理教员。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一日，国民党政府对昆明爱国学生“反内战、争民主”运动，进行了疯狂残酷的镇压，这天上午，当军官总队野蛮围攻西南联大新校舍时，于再和同事张人鹤路过联大校门，目睹暴行，他怀着义愤冒险上前劝阻，被暴徒打伤，稍后，他又被暴徒投掷的手榴弹弹片炸伤头部，伤势很重。暴徒退却后，于再由联大同学们抬送南菁，后由南菁师生护送云南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因伤势过重，医治无效，是日晚十时逝世。

 于再的牺牲，使暴徒未能将手榴弹投掷校内，联大同学避免了一场灾难；也实践了他入党的誓言：“活着干革命，死为党献身，马列真理代代传，血染红旗万象新。”

 于再同志自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参加中国共产党，到一九四四年冬，都在党的领导下工作，是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一九四四年冬，离开重庆参加抗日远征军到印度，至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在昆明牺牲，在这期间，虽然不明瞭其党组织关系如何联系，但他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实际行动，以及在一二·一运动中的英勇献身精神，始终保持了一个共产党员为国家、为人民而不顾个人安危的高贵品质。根据于再的革命经历，中共云南师范大学党委调查上报，一九八四年七月十二日，经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确认于再同志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其党龄按[1984]组建字737号文从一九三九年一月算起。”

 于再烈士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他坚强的革命毅力，刻苦的学习精神；积极追求真理，对党信念坚定；无私无畏、舍己救人等高尚品德，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潘 琰

 潘琰，一九一五年农历“重九”，生于江苏省徐州市的一个封建家庭。她的生母出身贫农，做了“侧室”，每天辛勤地从事家务劳动，还要忍受着封建礼教的种种屈辱，潘琰自小同情母亲的遭遇，主动协助母亲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同时也使她自小便产生了对封建礼教的憎恨，养成反抗压迫的精神。

 童年时代，潘琰就有渴求知识的欲望，她请在校的兄弟姊妹教她读书写字，她自己也用心攻读。后来读了几年私塾，补习了小学课程，经过斗争，一九三四年，得到父亲同意，考入了徐州立达女中。

 在立达，潘琰刻苦学习，积极参加体育锻炼，课外如饥似渴地阅读鲁迅、茅盾等进步作家的作品，得到了启发，开阔了视野。潘琰读到初中二年级，父亲不幸去世，家庭经济窘迫，她便以同等学力，考进享有公费待遇的省立女子师范学校。

 一九三七年，  “七七”事变后，日军疯狂进攻，敌机狂轰滥炸，潘琰积极参加救护工作，随后她毅然投笔从戎，参加“抗战青年干部训练班”。十二月，又参加第五战区第十一集团军的学生军，穿上军装，到安徽寿县训练。一九三八年春，学生军全部开到河南潢川受训半年。训练期间，由于潘琰成绩优良，对人诚恳，被选为区队长。这时，她开始阅读《大众哲学》、《唯物史观》等一些马列主义书籍，提高了对革命的认识，从而下决心献身于民族解放事业。结业后，她和另外几个同学，报名支援台儿庄战役，刚到徐州，即随军突围，进入大别山区，宣传抗战，之后又到潢川归队。在潢川半年，男女同学万多人，被分配到湖北罗田县，宣传抗日和组织训练民众。存罗田期间，潘琰读了《共产党宣言》，并得到进步朋友的帮助，思想进步很大，这时她被吸收参加了“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

 一九三八年十月，潘琰随部队由罗田撤到武汉，他们到达时，正是武汉大撤退的最后一天，他们又立即转移，费尽力气，才找到一条木筏渡过汉水，忍饥挨饿，步行一个星期到达宜昌。这时，他们领不到给养，只好出卖衣物维持生活。在宜昌，已经是寒冬时节，他们仍然忍着饥寒，热情地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可是一九三九年一月，国民党政府竟下令解散这支学生军。残酷的现实折磨着潘琰，考验着她，也教育着她。他想：为什么青年救国无门?几年来，她曾听到过不少有关共产党领导八路军在敌后英勇抗战的传述，她明白了要为理想丽备斗，必须找到共产党。

 队伍解散后，这时刚好湖北各中等学校联合招生，潘琰便考入疏散在建始县的湖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免交学膳费。一九三九年二月，她去建始入学，结束了一年半的军中，生活，重新得到了读书的机会。在建始女师，潘琰一面努力学习，一面参加校内的进步活动。尽管国民党颁发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学校当局也对进步学生进行迫害，潘琰无所畏惧，切望找到共产党。一九三九年夏天，她终于实现了多年的愿望，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先后在支部书记许云、杨惠芳领导下，积极参加各种活动，认真完成支部交给的各项工作。不久，她被选为支部宣传委员。

 一九四○年夏，国民党在鄂西搜捕共产党员，鄂西特委根据上级部署，决定紧急疏散党员，通知潘琰到恩施县参加党员训练班，向她传达组织纪律，教育她转移后要联系群众，坚持斗争；无论任何情况，都要保持党员气节，待形势稳定，凭暗号接党的关系。以后鄂西特委遭到严重破坏，无法接上关系，训练班也没有办成。一九四0年冬末，潘琰便由恩施到了重庆。

 潘琰到重庆后，改名潘虹，考入农本局办的“手工业纺织人员训练班”。录取后，分配到四川遂宁县参加纺织业务训练。训练班学员，多数是从沦陷区逃亡出来的青年，他们深受国破家亡的痛苦，潘琰主动和他们接触，宣传抗日救国，教唱抗战歌曲，鼓舞了他们的斗志，把训练班的青年团结起来，搞得热气腾腾。

 一九四一年三月，训练班结束，潘琰被分配到川北乐至县高寺乡工作，任务是发放棉花给农民纺纱，按质按量给予报酬。潘琰利用这个机会，结交了许多贫苦的农村妇女，成了她们的贴心人。她又组织了一些孩子，教他们学文化、唱歌曲、讲故事。一九四二年春，潘琰从高寺乡调到重庆市棉花街手纺办事处工作。她羡慕昆明西南联合大学的学术声誉和民主空气，她半工半读，在白沙大学先修班就读，准备报考。

 一九四四年秋季，潘琰考进了西南联大师范学院文史地专修科。她一面学习，一面投入如火如荼的爱国民主运动。虽然失去组织联系，但她严守组织纪律，从未暴露其政治身份；与地下党的外围组织——“民青”，保持密切联系，主动配合开展工作。积极支持进步的“冬青”壁报到师院出刊；并和一些进步同学借用附近的龙翔小学教室，开办平民夜校，带头当义务教员，深受周围群众的爱戴。她还利用暑假和同学们一起到路南县，配合当地的中学教师，给学生们讲时事、谈志向，鼓励女同学树立妇女解放思想，受到县中学生的欢迎。

 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了，潘琰非常兴奋，她接到母亲切望远方女儿回家团聚的信，恨不能插翅立即回母亲身边。他写信给母亲说：学校即将复员，她决定顺路回家一趟，再去北平完成学业。谁知不仅这愿望没有实现，而她竟永别了母亲，这真是千古遗恨!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昆明学生联合举行反内战时事演讲会，遭到国民党政府军队的武装干涉，全市大、中学生愤而罢课抗议，在昆明大中学生罢课联合委员会(简称“罢联”)的领导下，潘琰和一些同学组成一支宣传队，到昆华商业职业学校，给同学们讲述反内战、争民主的意义和罢课的理由，又联合中学同学到街头、工厂、居民住宅区进行宣传活动。

 十二月一日，  “罢联”通知各宣传队不要上街，潘琰他们的宣传队仍到商业学校帮助工作。待回到学院时，国民党省党部派遣的几十名暴徒，拿着棍棒、铁器、手榴弹，冲进师院行凶。潘琰和同学们急从后窗退入昆华工业学校。在昆工同学的支援下，两校同学合力驱逐暴徒，潘琰不顾额部受伤，忍痛带头冲在前面，把暴徒逐出校外，关上大门，不料暴徒从门外扔进两枚手榴弹，有几个同学被炸，倒在血泊中，潘琰腹部受伤，这时暴徒再次冲进校门，任意打杀学生，已经受伤的潘琰，复被国民党省党部助理干事龚正德用尖头铁棍猛刺其腹部，潘琰受伤倒在白蜡树旁，她还挣扎着说：“同学们，团结呀!”暴徒们撤走后，同学们把潘琰送到云南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抢救，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当天下午五时与世长辞。

 潘琰同志无愧于光荣的共产党员的称号，她的党籍问题，经云南师范大学调查核实，并与中央团校青运史研究室联合上报，中共中央组织部于一九八二年二月九日批复：“确认潘琰同志是中共党员”。

李鲁连

 李鲁连，原籍浙江省嵊县，一九二七年生于山东青岛。他是“一二·一”惨案中师院第一个死于国民党武装暴徒的手榴弹之下的，牺牲时年仅十八岁。

 鲁连的父亲在国民党政府的交通部门任职，服务地点调动频繁，鲁连从小跟着父亲东奔西走，却从来没有回过故乡。

 鲁连六岁在青岛进小学，七岁到浙江金华，八岁到萧山，九岁在萧山初小毕业。一九三七年，在湖南醴陵读高小，读了一年半，因祖母去世和父亲患病，辍学到衡阳。一九三九年，由衡阳到昆明，考入南菁学校，半年后，随父到禄丰，入禄丰县中。一九四。年到镇南，就读镇南县中，一学期后，他父亲由滇缅公路调往西康，他以同等学力考进省立西康中学高中。读了三学期，他又同父亲去衡阳，在冷水滩读高中二年级。一九四四年，湖北会战，他经广西到贵州独山进扶轮中学。日寇侵入贵州，他又退到贵阳转安顺读黔江中学。一九四五年暑假高中毕业，同年秋，考进西南联大师范学院数理化专修科。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鲁连一直跟随父亲过着流离转徙的生活，跑遍了大后方许多省份，先后读了七个中学。尽管生活如此动荡不定，但他在父亲的关心下，不仅循序从小学读至Ⅱ高中，而且考进了大学，那是多么不容易呀!可是在漫天烽火中，鲁连没有死于¨寇之手，而竟在抗战胜利后，死于国民党暴徒的手榴弹之下，令人悲愤!

 鲁连很聪明，学习成绩也不错，小学一直考在前三名，年年得到品学兼优的奖状。在西昌“五四”青年节演讲比赛时，还夺得全西康第一名的荣誉。他的父亲对他督促很严，也很喜欢他，宁肯节衣缩食，对子女教育费毫不吝啬。

 鲁连是一个天真无邪的孩子，他爱活动、爱笑、健谈，喜欢下象棋，爱打乒乓球，每天写日记。因为开学迟到四星期，他一直忙于补修功课，甚至节假¨都不愿出去玩。

 鲁连是一个专心学习的学生，对政治时事，不大关心也很少认识。他对时事的看法，一般说他对国民党是有好感的，比如他说：国民党“虽然有很大的缺点，在政治上、军事上、外交上，并不是没有好的地方。老实说，领导全国人民抗战八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可是，当十一月二十五口在联大举行的时事晚会受到国民党军队的武装干涉后，他猛然醒悟了，毫不迟疑的说：“国民党如此手段，可谓到了末路矣!”从此，他积极投入了昆明爱国学生反内战、争民主的运动。十一月三十日，当国民党组织的暴徒到处捣毁学校，殴打学生，反动气焰十分嚣张时，他又说：“国民党如此，可谓完矣!”

 在他被暴徒手榴弹炸中前的两个钟头，他还写道：“几天的罢课所得的代价是‘血’和‘汗’。我希望昆明的民众应该觉醒了，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官吏是仆人，别让仆人来操纵、来打架，主人应当作主了。”

 被官方的宣传所迷惑，鲁连，一个温顺天真的孩子，像一般纯良的百姓和青年一样，茫然于政府的腐败和黑暗。可是，几天的“血”和“泪”的斗争，使他看清了一切，认识了一切而觉醒起来，毅然投入反内战、争民主的罢课斗争，他表现得比别人更有勇气。十二月一日中午，当武装暴徒进攻联大师范学院．同学们奋起抵抗的时候，他第一个冲在前面，也就成为第一个牺牲者。他被暴徒的手榴弹炸伤头部，脑浆溢出，同学们把他送到医院救治时，途中便停止了呼吸，但眼睛却还睁着，真是死不瞑目啊!

鲁连以他年轻的生命，奉献给反内战、争民主的祭坛，鲁连虽死犹生。

张华昌

 张华昌，原籍云南省曲靖县，生于一九二九年。后随父母迁居昆明，考入昆华工业学校，系借同乡荀极中的文凭报考的。牺牲时年仅十六岁。

 华昌身体健康，是一个喜欢运动和爱好写作的孩子。他早晨经常洗冷水澡，在运动场上是各种球类的好手。他功课好，作文和书法也好。特别是他待人热情和见义勇为的性格，使得他和同学之间相处得友好，很受人器重。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一日，当联大师范学院，被国民党指使的暴徒攻击时，因师院与工校只是一墙之隔，仓卒之问，师院同学从食堂窗户退到工校，华昌见义勇为，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与昆工的几十位同学，合力支援师院，反击暴徒们的进攻，华昌冲在最前面，手里挥舞着一根大木棍，和暴徒们英秀搏斗，被暴徒所投掷的手榴弹炸中头部。不到四小时，抢救无效，死在甘美医院，他的双亲悲痛欲绝。

 华昌是一个尚未成年的中学生，但他能明辨是非，当他看到暴徒们竟然打进师范学院，捣毁校具，殴打同学。在这紧急关头，他毫不畏惧地和师院、工校的同学裔起还击，驱赶暴徒。他的勇敢精神，使他在反内战、争民主中，献出了年轻的、宝贵的生命。但他的精神没有死，他永远活存人们的心里。

（转自：《一二•一运动史》编写组编.《一二•一运动史》，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86年6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