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第一季度，关于西南联大研究成果仍然有许多对西南联大人物及作品的探讨。而对西南联大群体、西南联大办学治校、精神传承方面的研究要少一些。

一、论文介绍

李国强、金源云《雷海宗在西南联大的教学活动研究》（《民主与科学》2023年第6期）指出，雷海宗是一位终身从事高等教育的史学名家。全面抗战爆发以后，随清华南迁的雷海宗经历了包括长沙临时大学在内的整个西南联大时期，始终在校内任教。执教期间，他先后开设中国通史、中国上古史、秦汉史、中国近世史、西洋中古史、西洋近古史、罗马帝国制度史、西洋史学史等多门课程。他任劳任怨，勇挑重担，教学艺术炉火纯青，书写了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段佳话。

康宇辰《校园内外的“日规”——论汪曾祺写作中的学院性格》（《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1期）认为，汪曾祺的文学穿越漫长的时代，在20世纪80年代绽放异彩。这一让“寻根”文学倾慕的写作，其最初的营养来源是其在西南联大求学的经历。汪曾祺文学在战时学院的“工作而等待”氛围下起步，吸收中西现代主义资源，相信“建设”的意义和价值，并由此发展出一种“日规”式的学院人格理想。与此同时，在漫长的当代史中，特别是校园以外，汪曾祺也客观而有分寸地书写了“日规”式学院人格的意义和限度，这在联大老学生们对母校的追慕和塑造中，达到了他人不及的深度，是一个珍贵的“大学想象”的样本。

陈琳《抗战年代青年诗人的精神搏斗——穆旦<一九三九年火炬行列在昆明>再解读》（《名作欣赏》2024年第3期）指出，《一九三九年火炬行列在昆明》是穆旦在西南联大时期所写的诗歌之一，体现了诗人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复杂精神面向。这首诗的创作受到西南联大所提供的学院空间与昆明作为大后方的特殊地理性因素影响，同时其文本呈现的复杂情绪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着青年诗人充满矛盾的心灵处境。解读该文本可以进一步丰富穆旦诗歌的研究，呈现抗战年代知识分子对现实的使命承担与精神搏斗历程。

张荻荻《以诗意为旨归——论作为诗人的汪曾祺》（《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1期）认为，诗在汪曾祺的艺术生命中占据着重要位置。在自述中，汪曾祺的文学创作是从诗歌起步的。20世纪40年代，汪曾祺的新诗创作多种风格并存，除了自称“有点朦胧”、多受象征主义影响的现代主义风格外，还有平实通俗的现实主义风格，以及重抒情的浪漫主义风格。这些诗融入了汪曾祺个体化和私密化的生命体验，展现了被小说、散文盛名所遮蔽的诗情和才气，同时富有试验特征的“少作”也为他走向成熟奠定了基础。此外，诗歌之于汪曾祺，不只是意味着文学生涯的起点，更重要的是感受和思考的起点，他不仅将诗意视作贯穿一生的追求，并且将诗歌的理念和技巧融入小说创作，使小说呈现出“向诗倾斜”的特征，积极推动了小说体式的多元化发展。

李玉伟《抗战时期大学教授的坚守与执着——<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阅读札记》（《教育学报》2024年第1期）指出，阅读《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能够详细了解郑天挺在西南联大时的教学、科研、人事、行政、社交等情况。从《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入手，结合相关基本史料可看出，西南联大时期的郑天挺以教学为本，对学校人才培养工作贡献巨大，深受学生认可与爱戴；他潜心于读书治学，借史学以经世，所著《清史探微》一书奠定了其在史学界的地位；就任西南联大总务长一职虽非其本意，但他最终选择牺牲小我、顾全大局，任职期间任劳任怨，堪称“联大舵手”。西南联大时期郑天挺的读书治学、为人处世，反映了他潜心育人，为学校发展而克己奉公，从中亦可揭示抗战时期中国学者的不屈精神。

陈桃兰《民国时期大学助教的薪酬及其生活状况》（《教育史研究》2024年第1期）指出民国时期，助教在大学专任教师群体中占据很大比例。政府对助教薪俸、补贴等进行了多次调整和补充。各大学依据自身特点和条件，参照政府颁布的多项政策不断调整助教薪酬。助教在经历政府欠薪时期的艰难之后，曾过上一段温饱的生活，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后，生活又再度陷入困窘。助教的薪酬与教授的薪酬相比，差距较大；与中学教师、公务员的薪酬相比，也略低。通过对大学助教薪酬及其生活的考察，可以更加全面、客观地认识民国时期大学教师的生活状况。该文以西南联大为例叙述了抗战时期大学助教的收入与生活状况。

丁珊珊、郭昱岑《抗战时期大后方电影的日常景观——以西南联大师生在昆明的电影活动为中心的考察》（《当代电影》2024年第2期）指出，抗战时期西南联大的到来对大后方一隅的昆明的文化生态形成了多方面影响与改造。当地电影院在国民政府与进步学生关于“五四周”纪念活动的斗争中扮演了关键角色，此事件也充分彰显了西南联大民主、团结的精神。西南联大在昆明的一系列电影活动，或许看似并未直接有功于抗日御敌，却不失为一种在硝烟之外有积极意义的文化建设，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昆明电影业走向现代化。

郑刚、王瑾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文科研究生培养模式的内容、特点及启示》（《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4年第1期）认为全面抗战时期，西南联大弦歌不辍，对文科研究生培养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云南昆明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文科教育深厚的历史传统以及凝聚民心的实现需要，为西南联大文科研究生培养奠定了基础。西南联大恢复文科研究生教育，逐步确立了严格的招考制度，通过实施导师制、建立课程体系、开展多样化的科研训练等途径，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文科研究生培养模式，并通过实施毕业考核、奖助学金等制度保障了研究生培养质量。西南联大培养了许多优秀的文科人才，研究生培养呈现出严进严出、课程教学与科学研究相结合、导学关系和谐融洽等特点，对当下研究生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有启示意义。

余梦成、李直飞《“西南联大精神”的多维赓续及其当代价值》（《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3年第4期）认为，作为中国教育史上的一大奇迹，西南联大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包括爱国主义、民主革命、科学教育等内涵的独特的“西南联大精神”,这对当代教育体系的发展、历史文化的传承、国民精神的建构等产生积极的影响，值得我们一直传承下去。随着科技发展和现代生活的转向，“西南联大精神”通过更具观赏性、可视性的视听艺术和文化建筑等方式展现出来，契合时代文化需求，这对讲好联大故事，赓续联大精神，构建中国话语体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熊琦《“本真性”视野下历史人文纪录片中的文化记忆表征——以<西南联大>等纪录片为例》指出，聚焦于现代知识分子、文人群像的历史人文题材纪录片《西南联大》、《九零后》在内容上试图通过在战争威胁之下南迁昆明的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的回忆来展现他们在国难当头之时依然对教书育人、学术研究坚守的心路历程，以此表现他们的拳拳爱国之心。突破传统以西南联大知识分子个人的视角建立起的文化记忆包含了西南联大时期的各种趣事，更包含这些知识分子在面临国难时的心绪和报效祖国的叙述。在一定程度上将历史与记忆有机结合，并在呼应抗日战争的现代化叙述范式基础上，以丰富的个体记忆成为叙述的主导，呼唤出了某种新时代的爱国主义主体，形成其独特的艺术“本真性”。

二、新闻资讯

（一）“从国帜三易到爱国三问”主题展览开幕式在西南联大旧址举行

2024年1月3日上午，由南开大学、威海市刘公岛管理委员会、云南师范大学共同主办，云南师范大学西南联大博物馆（西南联大研究所）、南开大学党委宣传部、南开大学校史研究室、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院、天津市严修研究会、天津市张伯苓研究会共同承办的“从国帜三易到爱国三问”主题展览开幕式在云南师范大学西南联大旧址举行。开幕式由云南师范大学副校长孟庆红主持。

“从国帜三易到爱国三问”主题展览以爱国、救国、报国、强国为主题，共分为“国帜三易”“育才救国”“爱国三问”“时代新答”四个篇章，通过200余幅图片和部分珍贵文物史料，生动再现了张伯苓先生始于刘公岛的爱国心路和创办南开学校的报国实践，充分展现甲午战争以来中国人民不屈不挠、奋起抗争、前仆后继，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历程。展览持续至2月底结束。

近年来，西南联大博物馆（西南联大研究所）充分利用西南联大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着力讲好西南联大教育救国故事和闻一多舍生取义故事，并注重把“国帜三易”“爱国三问”、西南联大的历史发展逻辑讲清讲透，着力将“国帜三易”“爱国三问”纳入参观讲解、视频讲述、展览展示、读本编写、课程开发等工作中，取得较好社会反响。

（二）西南联大研学项目暨“行走的思政课”签约启动

3月7日，西南联大研学项目暨云南师范大学“行走的思政课”签约和启动仪式在云南师范大学呈贡校区举行。

启动仪式上，云南师范大学校长王德强指出，设立西南联大研学项目暨“行走的思政课”，其目的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系列重要论述和考察我校西南联大旧址重要指示精神，贯彻新时代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提升思政课的针对性、亲和力、吸引力和感染力，激发青少年为民族复兴伟业而刻苦学习的动力。云南师大及其附属小学作为我省基础教育的“领头雁”，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厚重的西南联大历史文脉，具有大中小幼一体化办学的优势，率先积极探索、先行先试，形成经验和模式，打造具有云师特色和全国影响的思政教育品牌，对深化我省大中小幼思政教育一体化改革创新，帮助青少年学生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具有重要意义。

他指出，云南师范大学作为西南联大留在昆明的唯一血脉，拥有丰富的育人资源，有责任有义务讲好西南联大故事，传承好优秀教育传统。希望项目在推进和实施中能够发挥各校优势和特色，坚持高站位，勇于探新路，切实保安全，将大中小幼思政课一体化教学贯穿起来，结合西南联大资源进行深度的阐释和实践，为把“联大研学·行走的思政课”打造成为学生有收获、家长最放心的高质量研学教育品牌而努力。

（三）从西南联大走出的全国“三八红旗手”

西南联大作为我国历史名校，产生了以女共产党员潘琰烈士为代表的革命先锋，培养和造就了以彭珮云、陈茹玉、傅冬菊等为代表的杰出女性，书写了中国妇女不懈奋斗的壮丽篇章。

西南联大旧址及西南联大博物馆作为全国妇女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全国“巾帼文明岗”，梳理并向读者介绍了一批荣获全国“三八红旗手”殊荣的西南联大师生。以荣获时间为序她们分别是：池际尚、洪晶、许振婉、章淹、孙家琇、陈茹玉、郝诒纯。

她们是推动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一支伟大力量，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半边天”。让我们向所有的“三八红旗手”学习、致敬！（详见西南联大博物馆微信公众号推文：致敬 | 从西南联大走出的全国“三八红旗手”）

（四）两张80多年前的借据揭秘西南联大在叙永的那些事

两张借据，一段历史。近日，叙永县档案馆在整理馆藏档案时，无意间发现两件涉及抗战时期西南联合大学叙永分校在叙永办学时的珍贵档案，分别是《叙永县政府准西南联大函请借款伍仟元以资周转的训令》《四川省立叙永中学借到西南联大叙永分校双人床四十间借据》。两张80多年前的借据，见证了抗战时期叙永人民支持西南联大叙永分校办学的历史、西南联大叙永分校反哺叙永的一段佳话。

《叙永县政府准西南联大函请借款伍仟元以资周转的训令》档案显示，1940年11月27日，联大教务长、分校筹办人樊际昌向叙永县政府发函请求资金援助：“迳启者，兹因敝校汇款未到，拟请贵县长令饬财委会暂为拨借国币伍仟元，以资周转，一俟收到校款。即如数归还。至希惠允办理为荷！”透过这份档案，可以直观地看到，在艰苦的抗战岁月里，叙永各界对西南联大办学的鼎力支持。

1942年3月，省立叙永中学因扩招学生导致床位不够，校长何廷琦得知联大师生返回昆明后，宿舍双人床空置，便向学校留守负责人提出暂时借用，并立下借据：“兹借到西南联大叙永分校双人木床肆拾间。”这份档案充分表明了西南联大在叙永期间与当地学校守望相助的深情厚谊。

（五）西南联大博物馆——铭记历史 赓续精神

2024年元旦假期，西南联大旧址及博物馆迎来了新一轮参观热潮。游客们在展板前驻足,认真观赏每一件文物和照片,聆听文物背后的故事。

值得一提的是，烈士墓前一封夹在花束里的“致闻一多先生的信”：“小的时候,我只在书本上见过您,那时我觉得您特别的伟大,但我们之间的距离可是太遥远了。上初中时,我总是想该是怎样的地方孕育了一批壮怀激烈的革命先驱？我尝试去寻找这一答案,直到我在西南联大博物馆看到了您的课表,不禁让我想象您给学生上课的情景……”。

游客与闻一多先生跨越时空的对话,让云南师范大学西南联大博物馆馆长李红英深受感动的同时也倍感欣慰。西南联大博物馆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立足于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定做好西南联大文化遗产的守护者、西南联大教育救国故事的讲述者、西南联大历史文化的阐释者、西南联大精神的传承者。

时光流逝,精神永存。西南联大走进了历史,西南联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却永久留存于中国人的心间。通过西南联大博物馆的工作纪实，联大精神正以多样的形式走进每个人,也在一代又一代人的讲述中历久弥新,展现新的时代价值。（摘自《云南日报》2024年1月19日第5版）

三、书讯

徐泓的《韩家往事》在2024年1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此书记述了天津“八大家”之首的“天成号”韩家所经历的百年风云。韩家姐妹是20世纪中国女性中最早接受现代教育的一代先驱，她们的际遇与选择让我们得以窥见传统家族在这一变局中的沉浮与命运。该书以韩氏家族为中心，旁及李连普、梅贻琦、傅铜、邝寿堃、卫立煌家族，以此吸纳更厚重的历史容量，也折射更丰富的时代底色。

借由信件、日记、老照片和访谈，作者用先辈悲欣交集的人生经历与彷徨求索的精神世界来对接大历史叙述，力图以个体来展现时代的宏阔与复杂，为每一个生命寻找其独特的存在价值，从而勾画出多层次、立体的历史图景。

本刊地址: 650092昆明市五华区一二一大街298号云南师范大学西南联大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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