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访问西南联大博物馆

研究动态
  首页  >  研究动态  >  联大研究  >  研究动态  >  正文
《西南联大研究动态》(2021年第4期)
发布时间:2022-03-16 09:27:32发布作者:阅读次数:

第四届“西南联大与现代中国”学术研讨会综述

2021年11月1日,由云南师范大学西南联大研究所、云南省中国近代史研究会联合举办的第四届“西南联大与现代中国”学术研讨会在云南师范大学召开。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 传承弘扬西南联大精神”系列主题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本届研讨会紧扣“西南联大与中国共产党”主题及西南联大精神传承弘扬,首次尝试采用线上会议与线下会议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会议由云南师范大学西南联大研究所所长李红英主持,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云南大学、长安大学、云南师范大学、云南民族大学、云南省社科院、云南省中国近代史研究会、云南西南联大研究会等有关单位的专家学者、多位联大校友及亲属以及云南师范大学部分师生代表等120余人参加了会议。会议宣读了联大校友、知名作家,1942年任西南联大党组织支部书记马识途先生的致词,邀请云南民族大学谢本书、云南师范大学吴宝璋、北京大学林齐模、清华大学金富军、南开大学陈鑫、中山大学刘宇等6位专家分别作了精彩的会议主题发言;云南大学杨绍军、云南师范大学戴美政、长安大学杨海挺、云南师范大学张睦楚进行了会议交流分享。

此次会议所收录的论文共30余篇,涉及中国共产党西南联大党组织的发展历程、西南联大人物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以及西南联大教育救国研究、西南联大精神传承研究等领域,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反映了学术研究的前沿动态,体现了作者深厚的学术功力、独特的学术见地和国际性的学术视野。


一、西南联大与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西南联大党组织是抗战时期云南党员人数最多、最集中、力量最强的党组织。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西南联大成为昆明抗日救亡运动和爱国民主运动的主要阵地。1945年爆发的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西南联大学生为主体力量的反内战、争民主的伟大的“一二·一”爱国民主运动,揭开了解放战争时期第二条战线的序幕,在中国革命史和青年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与会学者从中国共产党西南联大党组织的发展历程、西南联大人物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等不同角度进行了探讨和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闻黎明教授《西南联大早期中共党组织述略》对西南联大早期党组织的脉络做了线条性的勾勒,即从长沙临时大学党支部,到西南联大党支部与自发成立的西南联大临时党支部,进而过渡到西南联大党组织的整合。

云南省中国近代史研究会会长、云南师范大学吴宝璋教授《西南联大与中国共产党——纪念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回顾了西南联大党组织的发展历程,以及以联大党组织和革命群众为中坚力量的一次又一次爱国民主运动,认为西南联大是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民主堡垒”,而联大党组织则是这个“堡垒”的坚强核心;也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西南联大造就了大批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骨干。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刘宇副研究员《活的有机体:南方局、云南省工委和西南联大地下党的运作机制》认为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共中央南方局在文化权力运作中犹如活的有机体,而非僵硬死板的官僚机构,西南联大共产党人在隐藏其政治倾向的同时,为同学们点点滴滴地做实事,以赢得广大中间同学的认同,成功完成了党的统战工作。西南联大共产党人通过文化权力的运作,在潜移默化中引导联大师生等中间力量认清国民党的腐败和独裁,使知识分子逐渐趋向革命认同并追随新民主主义的救国之路。

云南省中国近代史研究会副会长、云南大学张巨成教授《中国共产党与“一二•一”运动》指出中共云南省工委直接组织、领导了“一二•一”运动的全过程。中共云南地方组织在运动中发挥的坚强领导核心作用是“一二•一”运动取得胜利的重要保障,也由此在全国掀起爱国民主运动高潮。

云南民族大学谢本书教授《郑伯克与西南联大》认为西南联大一开始就有中共组织的存在,对于稳定联大秩序,坚持抗战,宣传民主方面都起了重要作用。郑伯克出任云南省工委书记后,完善了云南党组织联系,并把抓好西南联大党组织作为工作重点。中共及其地方组织在推动联大民主与科学、争取教育地方实力派的支持,对联大师生的关怀,号召学生努力学习以及做好教授方面的工作等,其作用不可低估,对联大把握前进的方向及其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联大校友丁贻礼之子丁卫星《联大学子丁贻礼在党的外围组织“民青”活动与成长》重点讲述了联大学子丁贻礼在抗日战争期间受到进步团体影响,进而追求进步,参加“民青”,投身爱国主义运动的成长经历,并认为中国共产党及其在那个年代领导的秘密外围组织,是青年接受教育,懂得革命道理,树立远大理想并为之奋斗的最好组织。

联大校友刘兆吉之子刘重来《一位老知识分子对党的赤诚之心——记共产党员、中国现代心理学家刘兆吉教授》以联大学子刘兆吉的求学经历为线,结合刘兆吉所写的《八十八岁自述》一文,重点讲述了刘兆吉在求学不同阶段参加的一系列党领导下的爱国运动,逐步认识到“中国的命运,只有靠共产党的领导,知识分子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有光明前途”,从而使其坚定入党要求,直至1956年光荣入党的心路历程。

云南师范大学李直飞副教授《论中国共产党对西南联大文学的影响》认为目前学界对中国共产党与西南联大文学之间的关系研究比较薄弱。然而,在西南联大文学发展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都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文章从文学创作的“民主堡垒”精神空间的形成、联大文学社团运动的领导与组织、文学创作风格的多样化等三个方面,具体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对西南联大文学的影响。


二、西南联大办学实践及精神传承

西南联大的辉煌成就归因于当年办学实践的成功,也与联大精神密不可分。本届研讨会与会者从西南联大办学实践及精神传承角度,对其成功办学的经验进行了梳理与总结。

北京大学校史馆党支部书记林齐模《论西南联合大学办学成功之原因——兼与西北联合大学比较》认为西南联大与西北联大是从成立背景和学校规模来看是具有可比性的,西南联大的办学成功体现于学校实体的维持和办学成绩的突出;得益于爱国主义精神的强大力量、良好的制度保障以及人的因素。而人的因素也最终造成了西南联大相较于西北联大办学更为成功,成为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段传奇。

清华大学校史馆副馆长金富军《岂可以刻板文章,勒令从同——西南联大教务会议就课程设置等问题呈教育部函再解读》认为教务会议呈请函体现着当时西南联大教授的大学理念和理想,但大学毕竟不是完全自治机关,学术与政治存在内在紧张是常态,问题在于如何协调和处理。

南开大学党委宣传部陈鑫博士《从中国大学史看西南联大》指出从中国人自己办现代大学的探索之路看,西南联大的诞生属于19世纪末至新中国院系调整前这个发展周期的产物。抗战全面爆发让中国大学发展遭遇空前困难的环境,促发西南联大教育家更深入地思考。他认为,由梅贻琦校长提出要点、潘光旦先生代拟的《大学一解》,展现了一种打通为学、为人、为国、为天下的大学理念,并在教育家广泛借鉴人类文明基础上,在抗战救国背景下,被赋予了新的意义。联大办学理念与育人成就相辉映。正是为国、为学、为人三维度的契合,使得联大在中国教育史上留下了闪光的一页。

云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张睦楚副教授育滇省师资·增教育之效:西南联大与战时云南“中等学校教员暑期各科教育讲习讨论会》指出西南联大师范学院举办的“中等学校教员暑期各科讲习讨论会”注重在短期培训内集中较强师资,并紧密结合当地实际需求的活动内容、灵活多样的服务方式和严格、科学的管理,有效的提升当地教师的教育教学能力,也促进了云南地方教育事业的发展,很好地映射出彼时联大师范学院在学术研究与社会教育之间、研究理论与社会实践之间的互动状况。

云南师范大学西南联大研究所戴美政研究员《曾昭抡开创联大化学教学新路——探寻北大、清华、南开到联大的化学历程(上)》试图在考察战时条件下西南联大化学系教学科研成就基础上,揭示原北大化学系主任曾昭抡教授等师生开创化学教育新路之轨迹。文章回顾了三校化学系的历史,详细描述了西南联大化学系的课程设置、任课情况与教学风格以及曾昭抡的化学教育思想,其所开创的课堂教学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化学教学新路。

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胡天银《论西南联大与龙云地方政府的合作基础》认为西南联大与龙云地方政府基于双方有坚持抗日与抗战必胜的信念,抵制独裁与支持民主的政治态度,发展教育与培养人才的教育认知的共识而达成合作。龙云地方政府希望西南联大学人能够运用所学服务云南生产建设与资源开发,希望借助西南联大优质师资力量促进云南地方教育发展,也希望从联大知识分子共同体获取抗衡中央集权的话语资源。西南联大面临物质短缺,经费拮据、反动威胁的困境,也希望从龙云地方政府得到物质支持和安全保护。这种资源依赖性带来了互利性的意愿和行动,随着双方共识的增多,认同感的增强,更多将关注放在抗日救亡、训练人才和赓续文化方面。对于西南联大来说,与龙云地方政府的合作是主动考量的结果,体现了西南联大学人超越私利的主动担当和责任感。


本刊地址: 650092昆明市五华区一二一大街298号云南师范大学西南联大研究所

: (0871) 65384689传真: (0871) 65384689

电子信箱: yaoboo2626@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