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7至9月，关于西南联大研究仍然聚焦于人物及作品、西南联大办学过程，西南联大精神传承弘扬等。另外，文博传承、文创设计研究的文章为读者打开了西南联大研究的新视角。基于此，本期以主题分类综述，以飨读者。

一、人物及作品研究

2021年第三季度关于西南联大时期人物个体及其作品的研究仍是主流，结合时代背景，通过人物及其作品的描述，充分展现了人物的学术魅力和人格魅力，让读者感受大师风采。

李秀芳《老舍的云南行与梅贻琦之约》（《新文学史料》2021年第3期）借助一些资料梳理了老舍1941年8月26日由重庆飞抵昆明，应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邀请到联大讲演过程中与梅贻琦发生的一段交往。文章详细描述了两人的交往细节及产生的深厚友情，向读者展示了在大时代风云中，萍水相逢、君子之交的平淡与美好。

冯尔康《抗战时期郑天挺的史学研究及清史学开创者之一地位的奠定——读<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的若干体会》（《南开史学》2021年第1期）从郑天挺先生为实现学者的人生价值，从事历史教学并进行清史及中国古代史研究的角度，介绍了郑天挺先生在清史研究、中国通史研究、文化史与史料学方面取得的成就，分析了其研究成就获得的原因及启示，对其学术研究成就进行评议，认为郑天挺先生所撰著的《清史探微》奠定了其清史学开拓者之一的崇高学术地位， 其以“精于清史”享誉教育界和社会。

摘录部分原文如下：

西南联大时期, 郑毅生担任联大总务长、北大秘书长和文科研究所副所长、联大校务会议书记, 兼任事务组主任、校卫队大队长等行政职务, 杂务极其繁重。他为实现做学者的人生价值观, 尽量减少休息和娱乐, 充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从事隋唐五代史、明清史、清史研究、中国史部目录学等课程的教学 (并在云南大学兼课), 进行清史及中国古代史研究 (包括通史、断代史、民族史、地方史、文献学、文物学、史料学广泛内容)。他的教学与研究起到相互促进作用, 终于取得令人尊崇的学术成就, 并以《清史探微》的出版奠定了清史学开拓者之一的学术地位, 以“精于清史”享誉教育界和社会。他的学术成就是个人勤奋治学与获得友人帮助结合而形成。抗战时期西南联大、昆明荟萃第一流的讲求学术良知而又能自由讨论的学者群, 置身其中的郑毅生受益甚多。这个时期教学与研究的丰富积淀, 为其此后的学术研究创造了良好条件, 所以能有《探微集》、《清史简述》、四部断代史讲义和一部古地理学讲义的学术著作问世。

岳秀坤《暮年观道——何兆武与史学理论研究》（《社会科学报》2021年8月26日第006版）就何兆武先生自1980年代以来所做学术工作中，关系到史学理论研究的部分成果，加以简单罗列。文章以学思历程、绘制史学理论的思想地图两部分介绍了何兆武先生学术发展过程和成果；并对其学术思想内涵进行了高度概括和精辟论述。

戴呈哲《热爱至极的幸福》（《求学》2021年第33期）中重点介绍了何兆武先生以口述形式描述在西南联大求学时光的回忆录《上学记》，并认为这是一部珍贵的回忆史。何兆武先生认为“对未来的美好的希望”是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幸福，于浮华的物质社会中，追求平和的心境，坚守着精神的家园，“人生一世，不过就是把名字写在水上”。

曹凌云《追问生命的意义——记温籍作家赵瑞蕻先生》（《温州日报》2021年8月10日第007版）指出赵瑞蕻先生在比较文学领域有着精神的造诣，是温州文学史上一位重要的作家。文章从赵瑞蕻的人生经历入手，提到其在联大求学时，落脚蒙自并成立南湖诗社，而后搬往昆明，期间亲受朱自清、闻一多、沈从文等一批名师指点教诲，至毕业后从事英语教学的一段人生历程。

杨绍军《西南联大文学书写的战争记忆》（《学术界》2021年第7期）认为中国作家、诗人和学者在以西南联大历史为题材的创作中，产生了许多具有思想性、艺术性和时代性的文学作品，丰富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表现空间。而文学作品中对战乱现实的书写，实现了战争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的建构，并引发了良好的互动；同时，创作者在作品中对战争进行了反思、对人性进行了关注，用文学作品强化了人类对战争的记忆和书写，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国家认同、凝聚了民族精神、构建了抗战记忆。

摘录部分原文如下：

在西南联大的文学书写中，不同的作家、诗人和学者写到了战争、战争记忆，也写到了历史、战时人物。在这些作品中，创作者没有刻意渲染战争的屈辱和痛苦的记忆，而是关注和关心人类的命运，对战争期间的生命意识和人性意识进行了互文性表达，引发了理性的审视和反思……首先，西南联大的文字书写表现了对战争的反思。……如宗璞的《野葫芦引》、王蓝的《长夜》、海男的《梦书：西南联大》、董易的《流星群》等小说和杜运燮的《滇缅之路》、穆旦的《防空洞里的抒情诗》《森林之魅》、叶华的《迎敌》等。他们写到了具体的战事，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军队的奋起抵抗进行了歌颂，对战争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并对战争的苦难或民族精神进行了思考。……其次，西南联大的文字书写体现了对人性的关注。……宗璞的《西征记》对战争的集中呈现和展示，成为《野葫芦引》长篇系列里艺术成就最高的作品。

李直飞《多重体验中绽放的“从容”——论抗战时期作家的昆明跑警报叙述》（《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2021年第3期）认为抗战时期在昆明跑警报，是许多作家的共同体验，在当时的记录和后来的追忆中都留下了大量叙述，构成20世纪40年代中国文学一道独特的风景。但很多作品仅仅将跑警报作为生活史料来收集，或者作为研究抗战文学的独特性的切入口，鲜少关注这段体验与文学创作的关系。正因此，文章从跑警报这种战时独特的体验，特别是作家跑警报体验的共性与个性对于作家创作的深刻影响这个角度努力揭示了抗战的时代风貌及作家们特有的精神气质。

摘录部分原文如下：

相对于《梅贻琦日记》对跑警报生活的忠实记录，作家们的文学性叙述是对跑警报体验的再提炼，这种提炼让作家将跑警报与抗战大局联系在一起。不管对跑警报的“从容”持赞赏或是批判的态度，作家关注的始终是警报声中的国民精神状态，着眼的是什么样的国民精神更利于抗战。在自身跑警报的体验上，作家们摒弃了其他诸如惊慌、担心、庆幸、讽刺、艰辛等体验，而一致关注跑警报中的“从容”共性，为的是捕捉国民在跑警报中表现出来的对抗战有利的精神气质与风度，凝练出中华民族面对灾难的优秀品质。

这显示了中国文学在抗战时期的特性。这个时期的文学，“尽量鼓起民众抗战的情绪，唤起民族意识，鼓吹民族气节，描叙抗战实况”。叙述跑警报的作品，就以从“小我”体验走向“大我”的家国情怀，形成了抗战文学的一部分。

杨振宁、施郁两人以访谈形式形成的《杨振宁对西南联大的新回忆》（《世界科学》2021年第8期）主要讲述了在杨振宁先生于西南联大的学习和研究经历中，许宝騄先生和马仕俊先生对其在学术研究道路上的重要影响。

陈晴晴的硕士学位论文《黄钰生教育思想研究》采用文献研究法和历史研究法，从高等教育、师范教育、中小学教育、图书馆建设几个方面分析了黄钰生先生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总结了其教育思想的特点和影响，即以爱国主义精神为内核，严以治校贯穿始终，注重师资队伍建设，注重图书馆青年馆员的培养；并论述了其教育思想的当代价值，包括培养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贯彻教师教育一体化，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教师的信念感与责任感，以及发挥公共图书馆的文化服务功能。

蒲郁明的硕士学位论文《西南联大时期的郑天挺研究》通过对西南联大时期郑天挺先生事迹的梳理，以及联大期间行政与学术贡献的总结，探索郑天挺的功绩与历史作用，对当今及其后人研究西南联大知识分子和更好地认识郑天挺的历史地位，提供了重要参考。

刘苑熳的硕士学位论文《西南联大教师的挣扎与救赎——以吴宓为个案的考察》以吴宓先生为主要研究对象，探讨身处战争年代的联大教师吴宓，在面对社会转型和文化变革这一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经历的困顿与挣扎。文章从多角度反映吴宓的喜怒哀乐，试图理解吴宓的压力、苦恼与幸福，记录他作为一个普通人、西南联大的教师，奋力抗日救亡和尽责教书育人的心路历程。

二、西南联大办学研究

本季度关于西南联大在昆八年的办学过程研究主要体现在师生关系、教材特色两方面，此类文章深入挖掘了西南联大留给后世的宝贵财富，具有较强的理论架构和现实意义。

宋德发、王玲霞《“这有点像古代的书院”——西南联合大学师生课外交往的方式、动因与启示》（《现代大学教育》2021年第4期）认为在课外，西南联合大学教师通过聊天、散步、郊游、借书、请客、指导学生社团等方式，构建起和谐融洽的师生关系。文章分析了师生课外交往频繁和密切的原因，指出教育本质上是教师与学生之间生动的交往，是“面对面”心灵交流的艺术。

摘录部分原文如下：

可以说，师生“彼此很融洽”是西南联大的一个普遍性特征，秘诀在于教师“不但在课堂上和学生接触”，而且在课外与学生进行广泛而深入的交往。

一是聊天。有些聊天与专业学习密切相关，可称之为 “学术聊天”。比如温德 ( Ｒobert Winter) 教授的聊天: “有时，学生去到他家中，他还会煮好咖啡招待你。谈话中，话题自然离不开抗日战争、英诗、莎士比亚等。”有些聊天与专业学习关系不大，可称之为 “人生聊天”。何炳棣回忆说，与钱端升一次偶遇后的聊天深深影响了他的职业选择。

二是散步。在刘绪贻的记忆中，吴宓在课堂外和学生关系也不同一般: “你可以和他平等地讨论问题，诗歌唱和; 你请他答疑解惑时，他是有求必应，尽心尽力; 他也和学生一同散步、谈天，请学生上餐馆。”

赵瑞蕻回忆说，他多次陪吴宓散步。……

三是郊游。由于西南联大地处边远，环境闭塞，加上战时各种条件所限，所以师生的出游成了奢侈品，偶尔有之，也多为短距离的郊游。在次数有限的郊游中，学生能够陪伴老师左右就弥足珍贵。……

四是借书。西南联大教师的藏书有限，且来之不易，所以他们更加珍惜。但是，出于对学生无私的爱，他们也会忍痛割爱，将最珍贵的专业书借给学生。……

五是请客。如果说，聊天、散步、郊游、借书等方式让师生亲如朋友，那么请客这种方式则让他们情同家人。吴宓请因为考试而误了饭点的学生吃饭: “他的考试题涉及面广，内容多，答起来很费时间。有几个同学用了 5 个小时，误了晚餐，他请他们上了饭馆。”赵瑞蕻清楚地记得，1939 年秋天的一个上午，他正在西南联大租借的农校二楼一间教室里静静地看书，忽然华罗庚和七八位年轻助教、学生推门而入，原来他们是来演算一道解答有争议的方程式的。演算告一段落时，他听见华罗庚说: “快十二点了，走，饿了，先去吃点东西吧，一块儿，我请客!”闻一多用规格最高的家宴宴请学生何炳棣……

六是指导学生社团。西南联大的各学生社团都请有指导教师。指导教师都不是挂名的，而是真心实意地辅导、引导、指导学生。如李广田先后担任过冬青社、文聚社、文艺社的导师。学生深情追忆说:“前后三年，就像上课和创作那样认真、热情，不遗余力。他是不分课内课外，一直勤勤恳恳、踏踏实实，以培养文学青年为己任的导师。”

何二元《民国“大一国文”是怎样一门课？》（《中国大学教学》2021年第7期）回顾了组成西南联大的北大、清华、南开开设“大一国文”的历史，认为西南联大延续了各校重视“大一国文”的传统。文章从学科地位、开课范围、授课时间、授课部门、班级规模等方面介绍了西南联大“大一国文”的开设情况。

王泽伟《1940年代大一国文教科书中的现代性及其五四精神——以西南联大为中心》（《宜宾学院学报》2021年第8期）认为西南联大在战争年代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代表，其大一国文教科书蕴含的现代性与五四精神功不可没。1940年代西南联大国文教科书，用新形式的古典文学安顿身心，增加现代文学篇幅以传达现代观念。同时面对政府加强经学教育的要求，联大予以抗争，调整教科书的选目，表现了五四精神的延续。西南联大大一国文教科书古典与现代文学的选择与平衡，可为当代大学语文课程的选目提供借鉴。

三、西南联大精神传承弘扬研究

蒋光贵《西南联大爱国主义精神的特质及其当代启示》（《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1年第4期）认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取得惊人成就的重要原因是该校师生爱国主义精神的激励。文章总结了西南联大爱国主义精神的主要特点，即强烈的担当精神，团结一致的坚实基础，“刚毅坚卓”的意志，满腔的爱国激情与淡泊、宁静、致远的博大情怀的统一，宽广的世界眼光和中西结合、坚持自主创新的治学方法，严谨、求真、务实的探索精神等。而这些精神在今天对于我们做好统一战线工作，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仍然具有启发作用。

王琼梅《铭记革命历史传承爱国情怀》（《云南日报》2021年7月1日第010版）、龙敏飞等《弘扬光荣传统赓续红色血脉》（《云南日报》2021年7月3日第001版）、陈怡希《云南师范大学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赓续红色血脉汲取奋进力量》（《云南日报》2021年7月30日第004版）等一系列在报刊上的报道，结合庆祝建党100周年的时间节点和党史学习教育的要求，从西南联大历史发展及爱国主义精神出发，由点及面，由浅入深地向读者发出了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的号召，并激励广大党员干部要大力弘扬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向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力迈进。

四、文博教育与文创设计研究

作为载体，博物馆将宝贵的西南联大教育遗产更直观、更清晰、更完整地传递给了广大民众，在传承弘扬联大精神方面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文博角度研究西南联大，更好发挥社会教育功能，服务于精神文明建设，是历史学与博物馆学的学科交叉成果展现，为学者提供了新的研究方向和维度。

李丹《AR技术下西南联大博物馆的数字化传承》（《名作欣赏》2021年第7期）从技术手段上论述了作为云南省经典红色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西南联大博物馆，其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如何进行提取再创造，并基于AR技术进行数字化传承的方式。作者认为西南联大博物馆的数字化传承是文化教育与互联网发展的必然结果，AR现代科学技术的融入满足了当今时代人们的需求，有利于西南联大博物馆历史文化资源的挖掘与开发，有利于红色资源有形物质层和无形精神层的转化，实现对西南联大博物馆的革命文化及历史事件等红色文化素材的数字化传承。

徐律的硕士学位论文《高校文化传承视角下的西南联大文创产品设计应用研究》以西南联大为研究对象，重点对高校文化传承视角下的西南联大文创产品的现状以及市场背景进行调研分析，找出问题，提出设计方法和设计对策，从而对西南联大高校文化传承的方式给予一定指导，给中国高校文化建设发展提供一定的借鉴。

本刊地址: 650092昆明市五华区一二一大街298号云南师范大学西南联大研究所

电 话: (0871) 65384689传真: (0871) 65384689

电子信箱: yaoboo2626@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