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4至6月，关于西南联大研究，除了聚焦于人物及作品，西南联大办学过程外，因何兆武、许渊冲两位西南联大校友辞世而引发学者的追忆，以及西南联大纪录电影《九零后》引发的观感，带给人们关于西南联大更多的关注和思考。基于此，本期以主题分类综述，以飨读者。
一、人物及作品研究
2021年第二季度关于西南联大时期人物个体及其作品的研究仍是主流，结合时代背景，通过人物及其作品的描述，充分展现了人物的学术魅力和人格魅力，让读者再次感受到大师风采。
慕津锋《抗战岁月中的马识途》（《传记文学》2021年第4期）通过对马识途入党前后的思想变化过程和人物故事的详细描述，展现了20世纪30年代马识途开展的一系列工作以及1941年进入西南联大求学后在党的领导下开展的进步活动。
杨立德、李宏国《抗战时期曾昭抡的选择与担当》（《群言》2021年第3期）通过对从事化学教育研究的曾昭抡教授加入民盟、西康科考故事的描述，展现了曾昭抡先生躬身践行学术报国之志，努力坚持和弘扬本国本民族文化价值的文化自觉。
冬阳摘自《文史博览》（2020年第6期，赖浩然文）的《核物理学家赵忠尧在抗战期间制作肥皂补贴家用》（《党史博览》2021年第4期）描写了随着战局紧张导致物价飞涨情况下，赵忠尧先生在西南联大任教期间制作肥皂补贴家用的小故事。
石海芹《沈善炯——唯愿科学在祖国开花结果》（《工会博览》 2021 年第 12 期）对于2021年3月26日逝世的著名微生物生化学家、分子遗传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沈善炯的个人求学经历和突出贡献进行了详尽的描述，指出沈善炯填补了我国抗生素生产的空白，并将自己一生的心血都奉献给了祖国的科学事业。
关于对汪曾祺作品的研究，大多也结合其求学及生活经历的背景来寻找两者间的内在联系，分析归纳其作品特征。
蔡心意《三座城池——论汪曾祺的城市想象》（《金华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1年第2期）指出在汪曾祺众多语言平淡清丽的散文和小说中，关于地域书写的作品是其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江苏高邮、云南昆明、首都北京三个城市对他的精神气质、文学风格和文化人格的形成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城与人的关系不断共生、互渗，他通过文学创作对这三个城市完成了独具一格的文学想象，即怀着一种想象的乡愁将高邮建构成一个充满生机的桃花源；昆明既充满着与故乡一般的魅力景致，又如故乡一般不可回顾；北京则见证了他的荣辱沉浮，成为自己羁旅身份的归处。
李诗頔的硕士学位论文《汪曾祺作品中的修改和重写现象》分析了汪曾祺作品的风格，并以其作品中的修改和重写现象为研究对象，从叙述语言、结构与情感三个方面的变化考察“延续”“继承”关系在汪曾祺具体创作中的表现，以及从中发展出的独特小说形式。
王燕的硕士学位论文《汪曾祺小说中的民生研究——以职业为基础》将汪曾祺的小说放入其自身的创作历程中，以作品中的职业与人民生计的关系问题作为研究对象，深入考察汪曾祺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底层人民的认知与理解，及如何实现“人间送小温”的写作目的。
二、西南联大办学研究
西南联大在昆八年的办学过程一直是学界对于西南联大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这类文章从办学理念、教学方法、教育救国等角度充分立意、取材、论证，深入挖掘了西南联大留给后世的宝贵财富，从而具有较强的理论架构和现实意义。
史晓宇《西南联大规章制度体系：溯源、结构及启示》（《黑龙江高教研究》2021年第4期）认为，西南联大的内部制度体系研究是西南联大研究中心的一个鲜见而重要的领域。文章追溯了西南联大合组前三校的规章制度及其特质，深入挖掘出西南联大内部规章制度中的数量、内容并整理分类，系统生成西南联大内部规章制度建设图表，揭示了西南联大规章制度体系的整体特征，同时从西南联大制度建设的成功经验中探求新时代我国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借鉴价值和意义。
史晓宇《西南联大组织特色探析》（《云南档案》2021年第1期）认为，从组织理论的角度看，西南联大是国民政府对高等教育系统的一种治理模式选择。文章从组织性质、常务委员和管理人员的身份、师生管理、联大组织内部隐含的变数等方面阐述了西南联大突出的组织特色，即三校在这所新设立的大学中是联合、合组关系，是参加西南联大，服务联大，而三校也有各自的建制、机构和事业。
刘京京、付延《西南联大内部治理的价值体系、制度体系和行动体系》（《黑龙江高教研究》2021年第6期）指出，在西南联大的内部治理框架中，包括价值体系、制度体系和行动体系。学术权力中枢与行政权力中枢、组织权力与个体权利多种形式的有效互动，则是行动体系的具体体现。在西南联大内部治理体系中，组织权力与个体权利之间形成了良好的互动关系，在行政权力的配合下，学术权力得以充分彰显。同时在组织权力的运动中，个体权利有着各自有效的利益诉求渠道。
于正阳《西南联大梅贻琦治校理念及实践研究：一个关系协调的视角》（《扬州大学学报》（高教研究版）2021年第3期）从社会关系角度认为西南联大校长梅贻琦，处理深陷于复杂政治环境中大学的内外部关系时，展现了出色的协调能力，在当时使深受瞩目和极具象征意义的西南联大从困境中转危为安，取得发展，造就了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奇迹。梅贻琦的治校理念与实践对当下面临发展困境的高校如何处理复杂的矛盾关系，获取有效资源，实现突破，依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王亮《学者办后勤的启示——读<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中国机关后勤》2021年第6期）以读书笔记的形式还原了《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中记载的大量有关西南联大行政、后勤等事务性工作的内容，认为严于律己，以德立身的品行修养和纲举目张，指挥若定的业务能力是郑天挺主持西南联大总务工作的两大法宝，而其为人处世之道和以学者严谨细致之态度、求真务实之精神、宽厚仁慈之情怀来处理事务工作是值得我们学习和思考的。
秦燕春《空袭与物价——读<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书城》2021年第5期）以读书笔记的形式将《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中的内容归纳为因出现频率之密而最夺人眼目的上册的“飞机轰炸”与下册的“物价腾飞”，并探究了在这双重压力下西南联大却能在战火纷飞之中使“斯文弦歌不辍”的缘由。文章夹叙夹议，引用大量日记原文，充分展现了郑天挺这位“大管家”缜密踏实的办事能力，同时“相期以道义”的精神常态也使得《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于敌机轰炸与物价腾飞中依然充满希望，相信还有一个更好的中国等在前面。
贾倩的硕士学位论文《西南联合大学教学特色研究》从西南联大的课程、教师的教学、学生学习和教学管理四个方面尝试揭示西南联大教学的特色，分析西南联大教学特色的形成条件，并提出对我国一流本科教学建设的若干启示。
新书推介：杨潇著《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于2021年5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武汉告急，长沙临时大学被迫西迁。由近300名师生组成的“湘黔滇旅行团”，横跨湘、黔、滇三省，历时68天，行程1671公里，抵达昆明，被誉为“教育史上的长征”。2018年4月，媒体人杨潇背上一个45升的登山包，从长沙出发，踏上319国道和320国道，重走了湘黔滇旅行团的步行路线。此后，他将旅途所见、旅行团档案与城市百年历史熔于一炉，写出了《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
三、追忆联大校友
2021年5月28日，我国著名历史学家、思想文化史学家、翻译家、西南联大校友何兆武先生辞世。何兆武先生1921年9月生于北京，1939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1943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历史系，1943年至1946年在西南联大外文系读研究生。1956年至1986年任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员。1986年任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兼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教授和德国马堡大学客座教授。先生长期从事历史理论、历史哲学及思想史的研究和西方经典著作的翻译工作。
2021年6月17日，我国著名翻译家、西南联大校友许渊冲先生辞世。许渊冲先生1921年4月生于江西南昌，1938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1944年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外国文学研究所，1983年起任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先生从事文学翻译长达六十余年，被誉为“诗译英法唯一人”。
何兆武、许渊冲两位先生去世，引起社会各界追思，再次激起人们对两个传奇人物的关注和敬仰。
吕文浩《一个清华学生对何兆武先生的追忆》（《中华读书报》2021年6月9日第05版）怀着沉痛的心情撰文表达了悼念。在文中，吕文浩回忆了何兆武先生指导他写西南联大生活的“活的历史”。
硕士毕业后的若干年间，我对清华校史、西南联大校史有点兴趣，看了不少资料。……我的脑海中逐渐浮现出一些日军空袭威胁下西南联大师生的生活画面。于是，我开始考虑是否可以写一篇关于日军空袭与西南联大师生日常生活的论文。我努力扩大搜集资料的范围，有惊喜也有失望。对于现有资料能否支撑起一篇论文，我心里底气不足。另外，关于日常生活史的研究，在当时的史学界有些不太“入流”，远非十几年后那么热门，如何从日常生活提取有价值的信息并切入历史的主流，对我这个学术新人也是一个不小的考验。
2001年6月2日，我把想写这篇论文的初步想法电话告诉何先生，征求他的意见。因为何先生曾在西南联大读过本科和研究生，十分了解联大师生生活。何先生肯定了我的选题，说我要写的是西南联大生活的“活的历史”，是一个有意义的题目。接着他将了解的情况大致跟我说了一些。我和他说起汪曾祺的散文《跑警报》，何先生告诉我，他在联大时就熟识汪曾祺，后来几十年没见面，某一年在某个场合偶然相见，两人都是一眼就认出了对方。他要我把论文初稿写出来后寄给他看，他可以帮我补充事实、纠正错误。
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我终于在7月22日左右写完初稿，马上给何先生寄了一份。7月27日早上8点整，我刚到办公室，忽然接到何先生打来的电话，心中颇为惊异。一则我这篇论文初稿寄出只有短短几天工夫，没想到何先生这么快就看了，我原打算再过几天，才打电话问问何先生。二则当时研究室是两个不同楼层的办公室使用同一个电话号码，我从来没有把这个电话号码告诉何先生，估计何先生是从刘志琴先生那里问过我的电话号码吧。何先生电话中说：“首先，我要感谢你，你写了我的母校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接着他针对文章中提到的史实，一一做了仔细的补充、订正。
我把6月2日和7月27日这两次何先生在电话中补充的事实写进了修改稿，每处都注明是“电话采访”何兆武先生。修改稿中引用何先生的“电话采访”内容共有五处之多，这些口述内容是我这篇论文的主要亮点之一。若不是何先生鼎力帮助和悉心指导，这篇论文也许会写不下去，至少不会是后来的那个样子。有些旧事，如果不是亲历者何先生介绍，我是不可能搞得那么清楚的。比如，何先生告诉我，联大校舍有两处，一处是昆明城东南部拓东路的工学院，一处是西北部的新校舍，两处校舍都在城郊，向外跑警报比较方便，青年学生体力好，跑上五六里路不感到困难，这是跑警报在联大成为风气的直接原因之一。我当时没有去过昆明，也没有看过当时的旧地图，文献中没有记述这种情况，不是亲历者怎么能体会到这种感觉，得出这种认识？
《日军空袭威胁下西南联大的日常生活》一文，初稿完成于2001年7月，经过何先生的补充和订正，后来又在近代史研究所的青年论坛上得到一些批评意见，闻黎明先生和张振鹍先生也提了一些修改意见，最后的定稿发表于《抗日战争研究》2002年第4期。这篇论文发表后反响很好，是我的论文中引用率最高的一篇。饮水思源，我这篇论文的写成和完善，第一要感谢的就是何先生。
王杨《百岁许渊冲：从心所欲不逾矩》（《文艺报》2021年6月18日第004版）通过访谈形式讲述了许渊冲的求学经历和突出成绩，以及从事翻译工作以来形成的思想观点，即“优化论”和“从心所欲不逾矩”的翻译论能够更好地结合“真”和“美”，“不这样的话，中国文学就不容易传出去”，“我翻译就是有趣味才翻，没有趣味就不翻了。趣味最重要”，以深切纪念这位从心所欲不逾矩的“百岁少年”。
王凯《西南联大时期的许渊冲》（《海南日报》2021年6月28日第C13版）从“一入学即遇久仰的大家”、“报名从军当翻译”、“师从吴宓和赵诏熊”三个方面入手集中描述了许渊冲的考学过程及在西南联大时期的学习和从军经历。
海舟《百岁依然是少年》（《深圳特区报》2021年6月29日第B03版）介绍了许渊冲在从事翻译工作过程中取得的成就、获得的奖项以及背后的原因，认为许渊冲一生只为翻译，追求翻译三美：“音美、形美、意美”，就像他的百岁人生，执着于美，寻求美，传播美，正如他所说“真，是第一步；其次是善；最高的追求就是美。真使人知，美使人乐”。
龙美光《百岁仍是少年——追忆许渊冲先生》（《北京青年报》2021年6月20日第08版）深切悼念了许渊冲先生，字里行间透着悲痛惋惜的心情。文中写到，许渊冲先生认为对照西南联大校训，“自己不达标”。
为了抢救西南联大口述历史，2018年5月，我和同事们专程到京对多位老先生进行口述史采集。20日，许渊冲先生接受口述专访时重点讲述了联大的师长、学风和自己学习的情况。他说联大的要求极高极严，同学们也都各显神通地在你追我赶中学习，因此在联大，今天你超过我，明天我超过你，“这样的事情不足为奇”。
他详谈了从军的经历，谈了朱自清、闻一多、吴宓、钱钟书等几位名师，回忆了在天祥中学兼差的情况，也谈了联大的衣食住行。谈完后强调说：“你要让我回忆，我回忆的事情都是好的，谁去记那些苦的事情呢？实际上生活是很苦的，但是苦中作乐。”为此，许先生特别欣赏林语堂对联大“不得了，了不得”的评价，“他说了很多，但我已经不记得了，我就说凭这六个字，这个总结太好了。”
联大的校训是“刚毅坚卓”，先生坦诚地说：“严格来说，这个标准我是达不到的，都是接近这个标准。我有一部分这个精神，但是不能完全做到。”那么这个校训如何翻译？一直以“狂士”著称的许先生带着无奈的神色表示，难翻了！
四、西南联大纪录电影《九零后》观后
《九零后》是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摄制的一部关于西南联合大学的纪录片，由徐蓓执导，杨振宁、许渊冲、潘际銮、杨苡、王希季、马识途等16位平均年龄超过96岁的“90后”国宝级大师参与拍摄，向观众亲口讲述西南联大的传奇历史故事。该片于2021年5月29日在全国院线上映。
纪录片放映以来，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也涌现出了很多文字作品。
聂新鑫《纯粹的九零后》（《中国纪检监察报》2021年6月1日第02版）认为这部纪录片既是一部承载这些大师影音的历史文化档案，又是一部激荡热血的青春励志片。“Pure”贯穿了全片，是家国情怀、报国为民的纯粹，是上下求索、壮志不屈的纯粹，是刚毅坚卓、不忘初心的纯粹，希望影片能激发更多人的奋斗之志，能沸腾更多“九零后”的青春热血、雄心豪情。
赵蘅《纪录片<九零后>：一位“特殊观众”的观后感》（《文艺报》2021年6月23日第04版）以西南联大后代的身份介绍了导演到南京拍摄其母亲镜头的过程，记述了在影片首映日当天的观影感受，认为影片以个体形象到整体形象的现身说法，展现了民族存亡关头，中国知识界正气凛然、慷慨悲歌的历史画卷，“不能不为这代人的纯真，火一般的心灵而震颤”，文末还提到导演和自己的访谈以及自己参与的影片分享活动和遗著签售仪式。
孙红云《南渡北归，弦歌不辍——评记录电影<九零后>》（《中国艺术报》2021年6月25日第03版）以历史文献纪录片的角度分析了《九零后》这部作品的特色，即将影片的“过去时态”转换为“现在进行时态”，以第一人称视点的口述或以读日记、信函、诗歌的形式来推动影片的叙事。影片文艺气质浓郁，注重表现“明星”知识分子的人格魅力和才华之美，但未涉及西南联大的政治活力及带来的个人在西南联大期间学术上和思想上的成长和变化，使得影片不可避免地沉迷于历史枝节的描述中，那段历史的焦点显得模糊。此外，笔者认为《九零后》结尾部分的宣教显得浓郁，但是影片将西南联大从一个大学的校友个体记忆变成了一个全民的公共记忆，却是影片的重要意义所在。
松丽芬《难在自觉贵在坚持》（《云南政协报》2021年6月28日第06版）认为影片不是一部完整的西南联大历史，也不是一部具有明显宣传色彩的爱国教育片，但影片的适当留白也恰好让人深刻感悟到了联大之自由独立精神、勤勉刻苦学风和热血爱国情怀。影片传递了胸怀家国天下，珍视真实的自我的正能量，无论是投笔从戎，或是学术研究，都要做真实的自我，活出自己想要的人生。
晁星《每一代人的青春都闪耀在奋斗之时》（《北京日报》2021年6月9日第03版）指出《九零后》纪录片中的王希季说“我就是想做一个人杰”到今天“90”后的航天调度员“为了一份事业去奋斗和付出”的幸运，表现了从西南联大学子到新一代“90”后，把握“此时、此地、此身”，拿出时不我与、时不我待的精气神去奋斗、去打拼，自然能在不断变换的时代激流中成就大写的人生，让青春闪耀，让奋斗结出绚丽的果实。
五、文博教育
作为载体，博物馆将宝贵的西南联大教育遗产更直观，更清晰，更完整地传递给了广大民众，在传承弘扬联大精神方面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文博角度研究西南联大，更好发挥社会教育功能，服务于精神文明建设，是历史学与博物馆学的学科交叉成果展现，为学者提供了新的研究方向和维度。
刘阳《博物馆教育视角下的观众参观行为调查与分析——以“衣冠流徙 诗书粲然：馆藏西南联大民族调查文书资料展”为例》（《博物院》2021年第2期）以南开大学博物馆“衣冠流徙 诗书粲然：馆藏西南联大民族调查文书资料展”为调查对象，通过问卷调查和跟踪观察分别获取观众的个人信息与行为数据，采用统计学方法，用观众在西南联大民族调查文书资料展这一展线参观过程中所得到的大量原始数据，从选择性注意、持续性注意、拍照行为三个维度分析观众行为的特点及其个体差异，进而对观众参观的行为规律进行讨论。文章得出三点结论：第一，在文献类展览中，展线和展柜中位置最靠前或最靠后的展品能更多地吸引观众注意，这与心理学中关于记忆的系列位置效应相似，且这种效应在展品视觉吸引力差异较小、博物馆疲劳效应不彰的展览中更容易突显。第二，在文献类展览中，观众对繁体字的认知程度和接受程度整体较好，但客观来讲，繁体字的文字说明的确会降低部分观众对展览的解读能力与阅读兴趣。第三，在文献类展览中，认真阅读文字说明的观众并不在少数，但其中也存在明显的个体性差异，即以研究为目的观众与具备相关学术背景的观众阅读展板的阅读时间更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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