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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一二•一”运动的一些情况(王汉斌)
发布时间:2013-04-18 16:37:21发布作者:tiefaxian阅读次数:2591

王汉斌同志口述,余嘉华整理

 

 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日战争胜利后,毛主席到重庆与蒋介石进行谈判。我党南方局,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决定在蒋管区开展群众性斗争,配合谈判,揭露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阴谋。那时的昆明,根据党的指示,也正酝酿开展群众斗争。大家认为反对内战,争取和平,争取民主,这是群众的根本要求,迫切希望,应以此作突破日,打开局面。

 于是,几个学校联合举行时事晚会,五教授讲话。晚会原订在云大开,国民党军政当局突然禁止集会,不准云大借会场,后出现了种种情况,形势很紧张。我们分析了当时的情况,认为敌人很可能对大会进行镇压,认为联大当时进步力量比较雄厚,一旦出了事,比较好应付(而云大则进步力量较弱,出了问题不好办),就决定改在联大开,并做好应付反动派捣乱的准备。十一月二十五日晚上,会场上出现了“王老百姓”捣乱,当场就被揭露了他是国民党云南省党部调查统计室主任的特务身份;在会场外,国民党军警突然包围学校,实行戒严,步枪、机关枪子弹从头上飞过,进行威胁。群众情绪十分激动,也很坚定,讲演照群进行,而且越讲越激昂。

 费孝通讲:“我们不怕机关枪、我们要和平!”群众的战斗精神是突出的。

 原来开时事晚会,主要是表示群众反对内战的呼声,并未计划罢课。但国民党当局对晚会的破坏,中央社对集会诬蔑为“西郊匪警”,激怒了广大师生,便愤而罢课,把学校作上课号令用的钢轨藏了起来,敲不成上课钟,这多少有点自发的性质,但组织工作很快就跟上去,罢课决议通过了。联大成立了罢课委员会,王瑞源、程法伋做主席。继而云大、中法以及中学生纷纷响应,又成立了罢课联合委员会,曾经宣布无限期罢课。同时以“现实壁报”的人为基础,编辑出版了《罢委会通讯》(小报)。这是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由一个秘密的小印刷所印的(印刷所出肖松同志管),销行很广,影响很大,复课后改为《学生报》,李定(杨邦祺)、汪子嵩等同志亦参加了工作。

 罢课开始,斗争更激烈了。国民党在联大的头面人物陈雪屏等提出:“以组织对组织,以宣传对宣传”的反动口号,并组织反罢课委员会。罢联组织的街头宣传队,屡次被特务殴打,事态进一步扩大。这种情况下,民盟就紧张了,也是五教授出面讲话,说再罢下去,反动派要镇压,造成损失,动员学生复课。我们认为罢课的目的尚未达到,不能收场,要坚持下去。开会那天,我们布置温功智同志当场发言反驳。后来,袁永熙又找某教授辩论,很激烈,袁永熙说:“这个事民盟不能作主,应听其他方面的意见。”教授说:“中共的看法也是这样。”袁永熙说:“你不了解中共的意见,跟你联系的人(指华岗)已经走了。”两人正在争得不可开交之际,住在对面的另一教授跑来一看,见袁永熙,就把教授叫出来了,对教授说:你不要再跟他吵了,我看他(袁)象××人,看样子是(共产党)。  (因袁永熙的哥哥,很早就入了党,“一二·九”运动时,北平反动当局追捕他,他在偶然之际,曾跑到×××教授家里暂避,后来听人说:袁一家都是共产党员。——编者按:这是许师谦同志在另一场合提供的)。

 这段时间还有一个口号的争论,就是与所谓“无党无派”的斗争。罢课一开始,发表了宣言,提出了“反内战,要和平”,“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  “要求美军撤出中国”的口号。当时,学校国民党、三青团以所谓“无党无派”面貌提出:不能只要美军撤出中国,也要苏军撤出中国:不能只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也要反对苏联干涉中国内政。他们这种貌似“公正”的口号,迷惑了不少中间、落后群众。他们发动签名,签名者愈来愈多,工学院一年级争论最激烈,一再开会,才以多几票通过我们的口号。怎样正确处理这一个问题,是个关键。我党为了争取大多数群众,决定把口号修改为;“反对外国干涉中国内政”,“要求美军撤出中国”,这是一个策略,便于争取中间群众,又不失原则。因为明确点名的还是美帝,还是明确提出反美的口号,不是调和。我们这样做,在得到多数票通过后,又照顾中间、落后群众意见。适当修改口号,使中间、落后群众很满意,大量群众转到我们一边。使联大国民党、三青团完全陷于孤立。后来有人说:这是投降主义。我不同意。我认为口号的修改,在策略上是很大的成功,任何口号的提出要结合当时的情况,不是调子越高越革命,而是要能真正团结最广大的群众同敌人进行斗争。这是二十六至三十号这几天发生的事情。

 “一二·一”惨案发生后,群众更加激愤了,学校、社会的同情都在这一边,我们提出了严惩凶手,赔偿损失等几项条件,继续坚持斗争,斗争形势很好。为了争取全国的支持,向南方局汇报斗争情况,党派程法伋和我到重庆去向办事处汇报,记得是找李何林介绍车子走的。大约是十二月七、八号出发,十几号到重庆。找到钱瑛(南方局组织部长)、刘光(南方局搞青年工作的组长)、荣高棠(他协助钱大姐管党的工作)等同志。我汇报完昆明斗争情况后,钱瑛同志作了指示说:你们的斗争精神很好,但口号不策略,  “无限期罢课”能坚持下去吗?时间长了,群众容易产生厌倦情绪,不能坚持长久;先进份子会陷于孤立,甚至会遭打击。应修改这个口号,要买飞机票马上回去,传达党的这个决定。在重庆期间,向民盟、中央大学等介绍了情况,后来就回昆明了。党的指示是正确的,我们原来提的要求(“惩凶”等)太高,敌人不可能接受,办法(“无限期罢课”)也有问题。我们回到昆明后,南方局已通过别的途径,指示解决了复课问题。

 在复课问题上,斗争也是很激烈的,特别是内部的斗争。当时的基本形势是敌强我弱,硬碰硬是要吃亏的,斗争宜速战速决。主要目的是通过斗争,发动群众,教育群众,壮大队伍,在达到一定的要求后,复课是正确的,目的不在于惩办主凶。经过斗争,群众的觉悟提高了,加深了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认识;经过斗争,国民党调走了罪魁李宗黄、关麟徵;抚恤和赔偿损失五千万元。这样的复课是适宜的,但当时大家的头脑都比较发热,正在兴头上,觉得这个转弯子比较突然,很不容易接受。原来有些口号提的不甚策略,这一转弯,有些积极分子就接受不了,于是就在内部产生了斗争。  “除夕社”公开反对“民青”,“除夕社”的主要成员,原先都是“民青”的人,他们的负责人马复高、严令吾等人都是“民青”的。他们认为“民青不民主”,“民青出卖我们”,脱离了“民青”去搞“除夕社”,还公开指明某某人是“民青”负责人,“民青”操纵“一二·一”运动等,客观上将“民青”暴露给国民党。他们坚持: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等等极“左”的口号。我们向同学宣传,做思想工作,大多数人接受了就复课,这符合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思想。但“除夕社”有的人仍不服气,这场官司一直打到北京,直到一九四八年五月后,才告结束。因为有几个人走了,有的负责人已入党、服从党的要求,不再争了。

 “一二·一”烈士出殡,也是有创造性的,搞得很有声势。与国民党党政当局进行了一番斗争,冲破了灵柩不准进城的禁令,一九四六年三月十七日举行了两万多人的大出殡,万人空巷。实际上是抬棺游行。沿途均有路祭,悲壮肃穆,影响大,群众情绪高。路程记得是:西站——金碧路——正义路——青云街——回到联大。

 队伍高举“民主使徒”、“你们死了,还有我们”等标语牌,以自由钟为前导,接着是主席团、教授队伍,还举着大量挽联。

 “一二·一”的经过大致是这样,还有几个问题要说明一下:

“一二·一”运动,不是突然暴发的,而是党长期工作的结果。一九三八年后,联大的空气活跃。皖南事变后,我党的力量大部撤走了,在低潮时期,转为荫蔽斗争,傲艰苦细致工作,以积蓄力量。

 1.组织一些小型的“读书会”,团结群众,这在一九四三——一九四四年是一个很重要的形式,团结教育了一大批进步学生。后来的“民青”,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2.建立了“民青”,这是党的外围组织,是按党的秘密工作、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的。当时联大党员很少,总共才十来人,主要通过“民青”发挥领导作用,它起的作用很大。联大的“民青”是一九四五年一、二月间(寒假)才成立的。  “一二·一”时,民青第一支部的支书是洪季凯(德铭),支委是谭正儒和我(王汉斌),袁永熙是党派来领导我们的,在支部内未任职。第二支部是马谦和(识途)、许师谦、李明等同志负责的。缪祥烈、潘琰等都是我们民青一支部的成员。一、二支部都是平行支部,直接受云南省工委的领导,郑伯克同志是主要领导人。三支部是云大的。

 我们第一支部于一九四五年九月下旬,在大观楼的小船上开了一次代表会,由洪季凯作修改“民青”章程的报告,我作形势报告,根据我党七大的精神,讲了反对内战,争取成立联合政府等精神。报告是请郑伯克同志修改的。参加者约有十一二人。会上选举了我们一支的支委。

 当时,联大的党员是单线联系、没有成立支部。直到“一二·一”运动后,才成立党支部。“民青”成立前,洪季凯等找民盟的一些同志谈过,得到他们的支持。民盟有的同志,就以为“民青”是受他们领导的,也想领导“民青”。其实,“民青”是我们党领导下的革命青年组织。第一支部成立时,虽然多少带有一点自发性,但一成立后,党就领导了它,使它有正确的方向。第二支部则是在党直接领导下建立的。建立了许多壁报社团,如文艺社、阳光美术社、剧艺社、新诗社、高声唱等团体,以及现实壁报、学习壁报等许多壁报,十一月二十五日时事晚会就用壁报的名义。这些社团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在会上提出反对内战争取和平,宣传党的主张,团尊群众,起了很大的作用。例如:十五个社团的呼吁书等。在此基础上,一九四五年初(寒假)、在“民青”领导下,进步学生一举掌握了学生自治会的领导权。原来的学生会,从新四军事件后就被三青团掌握了几年,这次通过社团提名,进行选举。这些社团推出了“民青”成员或进步同学,以及靠拢我们的中间同学作候选人,因为有坚实的群众基础,所以选举获胜,而三青团提名的都落选。这为“一二·一”运动创造了有利条件。

 3.开展了一系列前导斗争,一九四四年日本再次进攻,桂林失守,日军直打到贵州的独山,国民党的腐败进一步暴露,群众很悲愤,对它完全失去信心,纷纷准备下乡打游击。在这种情况下,一九四四年十月十日,在昆华女中举行了时事讲演会,揭露国民党,号召抗战!特务在闻一多讲话时燃放了两个大爆竹,进行捣乱!群众仍然坚持斗争。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云南大学举行了“护国起义”纪念大会,开会后还举行游行示威。一九四五年五月四日,纪念“五四”,举行了一系列的报告、演出、宣传活动,发表了“国是宣言”,提出“反对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会后组织游行。这次大会配合了党的“七大”,在群众中宣传党的七大的纲领。

 4.开展了统一战线斗争,根据毛主席、党中央关于利用矛盾,开展斗争的思想,开展了争取云南地方势力的工作。利用龙云与蒋介石的矛盾,争取他中立,甚至支持。一九四四年的“护国起义”纪念活动,也是利用地方实力派曾参加过,针对蒋介石搞的,龙云还派警察维持秩序,实际起保护作用。这种工作,有利于争取地方势力的支持。当时做龙云的工作,主要通过民盟的代表人物去做,据说华岗也做了一些。这种利用敌人的矛盾,尽量孤立最顽固的反动派的斗争艺术和策略思想,我们到北京后也运用过,收到很好的效果。

 5.争取教授的同情和支持。在这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一特剐是通过闻一多做了大量工作。这具体情况可问洪季凯。

 在反动派方面的活动情况,建议查一下当时省党部、警备司令部、省政府的档案材料,可能会有许多东西。像《第三帝国的兴亡》这本书,就很好!用了不少档案材料。(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日,王云和余嘉华访问,余嘉华整理,曾经王汉斌同志订正)

 

(转自:一二•一运动史料编写组编.《一二·一运动史料选编》(上册).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第1版)